李宏图 | 贫困与富饶：追寻亚力之问
为什么欧洲人凭借枪炮、病菌与钢铁征服了新大陆，而不是非洲或美洲土著漂洋过海去征服欧洲？为什么有些社会已拥有完善的社会组织、百花齐放的文化成果，而有些社会仍处在没有金属工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状态？是什么决定了今日世界的权力和财富分配面貌？
戴蒙德曾花费数十年时间研究南太平洋部落的社会习惯
1972年，在新几内亚一个岛屿上，当地人亚力向正在那里研究鸟类进化的戴蒙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将戴蒙德问蒙了，如何做出回答，促成了戴蒙德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写作和出版，而这却花费了他20余年的时间。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激发和促使戴蒙德从研究自然演化转向了对人类历史演进的考察，借助他自身对自然科学的造诣，吸收法国“年鉴学派”代表性人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戴蒙德将视线投向了1.3万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希冀在一种历史的延长线上思考，不同的区域空间如何产生了分化，并且持续影响到如今的贫富差异。但这只是此书的第一层次，实际上，在戴蒙德那里，他是要通过对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问题的考察来指向这一“元问题”，即本书英文副书名所示—“人类社会的命运”。
1997年，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甫一出版，立刻好评如潮，赞誉纷至沓来，当然也不乏批评的声音。在20多年之后，重新阅读这本书，也许我们会更为冷静地重估这本书的价值，在批评者所说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赞誉者之间找到其合理的张力，追寻戴蒙德的写作思路与主旨。
首先我们需要对这本书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和评价，如果概括戴蒙德这本书的主题，那就是在回答亚力之问，其核心为：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拥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欧洲人，逐步灭绝了当地的原住民，以及他们所建立起的帝国。正是较早拥有了技术和军事优势的欧洲人，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进行扩张，从此拉开了贫困与富饶的分界。在戴蒙德看来，15世纪并非就是贫富分殊的起点，而应该追溯至更远—早在1.3万年之前，人类的演化就没有按照同一种律动行进，因而产生了分化与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自然就是其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可以说地理环境是造就地区与国家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由此，戴蒙德认为，“我会这样回答亚力：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环境”。
尽管戴蒙德数次提及此书是要回答亚力之问，也的确是在回答这一疑问中展开了自己的思考，但在我看来，这只是戴蒙德创作此书的一种“修辞战略”。可以说，借助这一问答性的“修辞战略”，他是要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占据主导性地位的“产权制度学派”提出挑战。
大家知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产权制度学派”，提出了制约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变革与财富创造的重要要素是制度安排。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人们常常认为推动工业革命的原因是有一系列的技术发明，针对这一观念，道格拉斯·诺思提出：那么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发展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由此，诺思触及了他要表达的核心，也是现代社会的关键性问题：人类在其整个过去都不断发展新技术，但速度很慢，而且时断时续，主要原因在于，发展新技术的刺激偶然才发生。一般而言，创新可以毫无代价地被别人模仿，模仿者无须付给发明者或创新者任何报酬。技术变革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直到晚近都未能就创新发展出一整套所有权制度。因此，诺思认为，只有在专利制度下，鼓励技术变革和将创新的私人收益率提高到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一整套激励机制才能形成。“简言之，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学者着眼于技术变革是那个时期的主要动因。不过，一般而言，他们没有问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时期技术变革速度加快。常见的似乎倒是，在论证技术进步的原因时，他们假定技术进步是无需代价或者是自发产生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总之，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不仅应归因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且应归因于发明者在其发明创新创造的收益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能力的提高。”
戴蒙德很不赞成“产权制度学派”对历史的解释，他在书中直言不讳地说道，他不赞成制度决定贫富分化。戴蒙德指出，当经济学家谈论他们眼中的“良好制度”时，他们指的是那些激励个体以积累国民财富为目标而工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并坚决认为制度是造成国家贫富的主要原因。而实际上，我们需要考察制度建立的动因与支撑制度运转背后的要素，如戴蒙德所说，我们必须追问良好制度的起源，不能将它们看作从天而降、随机砸中某些国家的馅饼。要了解良好制度的起源，就得探究复杂制度背后各种人类社会中或好或坏的深层历史渊源，即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源于其背后的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变量。现在如果我们想在缺乏良好体制的国家快速将其建立，就必须了解这根链条。由此，戴蒙德将问题推向良好制度植根的基础，以及找到如何建立良好制度的各种要素。如果没有这些要素作为支撑，不仅自己的原生的良好制度无法生成建立，而且即使后来简单地模仿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最终这一制度的嫁接也往往会因水土不服而崩溃，最后成为所谓的“溃败国家”。
这一思路不免让人联想到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思想传统，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说，法律的内在精神是由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在内的很多要素决定的。这一思想后来为19世纪法国思想家基佐和托克维尔所承继。例如，基佐就说过：“要理解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首先要研究社会是明智的；政治体制在成为原因之前，它只是结果；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之前，已经被社会所塑造。所以，代之以研究政治体制或政府形式，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人民的状态，由此以便知晓，我们应该，以及将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说道：“宪法和政治法律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是一些死物，只有一个民族的民情和社会状况能赋予其生命。”“民主存在于风俗、法律，以及多数人的观念中。”因此，需要对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民风民俗展开考察。
正是沿着这一思想传统，作为自然科学家，戴蒙德从1.3万年前开始的“人类史”出发来思考历史的演进考察，展现了自己宏大的历史视野，并以自然科学家一以贯之的研究方式将复杂的历史演进植入一个简洁明了的因果之链，用追溯的方式即从历史的起源上进行谱系式的考察。从方法论上来说，这一书写方式有其独特的价值，也是上面所述的西方思想传统的显现。但也应该看到，研究者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稍有不慎，或者没有对历史技艺纯熟掌握运用的话，将会有滑入“历史决定论”的危险，因为在倒叙的起源性追踪中，研究者常常会将历史建构为一种结构性的重负，即远古所形成的那种“结构装置”一直在禁锢着人们，始终成为包袱压着人们，使其没有选择的余地与可能性。在这里，人的主动性似乎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连绵不绝的历史谱系，原先富裕的地方依然富裕，原先贫困的地方则永远贫困，这也难怪很多评论者对此书进行批评，认为其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之嫌，而戴蒙德也常常会因这一误解为自己辩护。
当然，自远古以来，人类所处地方的地理环境的差异不免会带来贫富分化，但如果在现代意义上来说，贫富差异的拉大始于15世纪末哥伦布的大航海，更为准确地说，是以18世纪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为发端。从全球视野来看，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以及“西方”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形成了通常所说的“贫富分化”。以下这组数据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1750年，英国占全球工业生产总值的2%，1880年达到了20%。1750年，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占全球工业生产总值的11%，1880年几乎达到40%。从整体上看，今天的“发达国家”在1750年占全球工业生产总值的27%，1860年占比为63%，而1953年则高达94%。与此同时，其他地区则陷于衰败，呈现出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例如，中国从1800年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33%跌落到1900年的6%和1950年的2%，印度和巴基斯坦由1800年的20%跌落到1900年的2%。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值占全球总值的比例由1860年的37%下降到1880年的21%，而到了20世纪上半叶则为7%。因此，正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加速性地出现贫富分化，导致了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思所说的“全球分裂”。
工业革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分裂”，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定“西方”占据优势地位就是自1.3万年以来的历史演化所致，成为一种“历史的宿命”？其实，不能做出这样简单唯一性的理解，就整体性的“西方”而言，其能够获得这一主导性地位，成为“富国”，完全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不断进行选择的结果。正因如此，也许我们还可以从工业革命之后，沿着历史演进之正序列的演绎法来进行考察，从而为这一贫困与富饶的“全球分裂”提供另外一种视角。
如果从时间线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图景。工业革命首先起源于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然后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传入包括近邻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国家，19世纪60—70年代则传至德国和美国等国家，19世纪70—80年代扩展至捷克等东欧国家，到19世纪80—90年代进入俄国，此后走向全球。因此，从这一扩展与接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清晰的路线图，其表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即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走向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成为“富饶之国”，不在于其是不是首先发起工业革命，而是在工业革命发生后，那些暂时还处于“落后”和“贫穷”的国家都面临着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融入先进文明发展的进程，接受工业革命的成果，还是自我封闭，拒绝改革？这是对统治者的严峻考验，也是被拉开差距与形成贫富分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由此，也就关涉历史演进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就不再独立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只能是在本土的条件下接受工业革命的恩惠，与这一历史进程接轨。所以，我们不必过多地纠结于一个国家受其地理环境等要素制约而未能成为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而是需要更多地去研究如何对待工业革命及其现代性的那些思想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如果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吸收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成功实现了本国的工业革命；有些国家选择改革，避免沦为依附国家；反倒是亚非拉诸国却依然昏沉，继续走着既定的老路，逐步远离了现代世界。为何它们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这才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正是由此，历史是“长时段”演进的产物，甚至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它会支配着人们的意识、观念与行为。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也具有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选择性，如何选择并在这一选择中创造历史，突破既定的种种限制，则为我们思考不同国家和地区分化为贫困与富饶提供了重要视角。
正如戴蒙德在此书中所说，考察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的确，对历史的重思就是为了打破贫富分化是种既定宿命这一思维，从而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历史命运。其实，在我看来，人类社会的命运并非仅仅源自1.3万年以来的人们所居住的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是在这一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看谁能够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创造性地越过既有的种种羁绊，主动融入现代文明的潮流之中，从而脱离贫困，迎来富饶，实现不单是国家的富强，更是每个人的幸福。因此，阅读此书，重要的不是获取戴蒙德在书中所提供的丰富的知识与那种对待历史研究科学化的研究方式，而是要思考全球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人们今后将会以何种方式走向未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非常赞同戴蒙德所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当作科学来研究，就像研究恐龙一样，我们的收获对当今的社会有益，因为我们会明白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什么又可能塑造我们的未来。”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收入《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信出版集团，2022.01新译）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等。他的代表作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三种黑猩猩》、《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剧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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